四月上尉:武装部队运动温和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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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0年12月至1991年4月间,保罗·曼努埃尔采访了武装部队运动温和派的十位军官,即Movimento das Forças Armadas(武装部队运动)中的温和派军官及其西欧社会民主框架的成员,其中包括埃内斯托·梅洛·安图内斯、维托尔·阿尔维斯和拉马略·埃亚内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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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装部队运动温和派:西欧社会民主框架

费舍尔·洛佩斯·皮雷斯,里斯本,1990年12月10日
费舍尔·洛佩斯·皮雷斯,里斯本,1990年12月10日 ▸

1990年12月10日星期一,保罗·曼努埃尔在里斯本的四二五协会(Associação 25 de Abril)总部会见了努诺·费舍尔·洛佩斯·皮雷斯,大家都简单地叫他“费舍尔”。他话不多,深思熟虑,是一位思想深邃的人,起初几乎有些腼腆;他倾听时充满体谅,回答时字斟句酌;显然,他是一个深受他人信任的人。保罗·曼努埃尔说他的名字听上去像英文名,问他在英国或美国是否有亲戚,费舍尔回答说,他知道的亲戚都在葡萄牙。

作为少数参加上尉运动会议的中校之一,他是在里斯本郊外蓬蒂尼亚兵营的指挥所指挥1974年4月25日军事行动的六名军官之一,同行者有行动的策划者奥特洛·萨赖瓦·德卡瓦略,以及桑谢斯·奥索里奥、维托尔·克雷斯波、雨果·多斯桑托斯和加西亚·多斯桑托斯;正是费舍尔请加西亚·多斯桑托斯负责此次行动的通信。

1974年9月28日之后,他被任命为救国委员会成员,并在1975年3月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加入其中。作为四二五协会的创始成员,他后来协调了4月25日十五周年和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,并获颁自由勋章大十字勋章。他于2013年7月11日去世,没能等到2014年指挥所幸存的军官们在蓬蒂尼亚聚会纪念四十周年。

佩扎拉特·科雷亚,里斯本,1990年12月10日
佩扎拉特·科雷亚,里斯本,1990年12月10日 ▸

1990年12月10日星期一,保罗·曼努埃尔在里斯本四二五协会的办公处会见了佩扎拉特·科雷亚。他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,并撰写后来陆续出版的著作;他极其聪明,谈吐引人入胜,是一位对历史以及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有着深刻认识的思想者。

佩德罗·德佩扎拉特·科雷亚1932年生于波尔图,曾就读于军事中学(Colégio Militar),1954年在陆军学校(Escola do Exército)获得军事科学学位。他曾六次赴殖民战争服役,足迹遍及印度、莫桑比克、安哥拉和几内亚;1974年他在安哥拉,成为当地武装部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;1975年1月,他是与安人运、安解阵和安盟谈判《阿尔沃协议》的葡萄牙代表团成员。随后,在1975年土地改革期间,他指挥总部设在埃武拉的南方军区,并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。

他以少将军衔退役,转而投身教学和学术:他在科英布拉大学(Universidade de Coimbra)经济学院创设并讲授地缘政治与地缘战略课程,在国防学院(Instituto da Defesa Nacional)和里斯本自治大学(Universidade Autónoma de Lisboa)授课,著有Descolonização de Angola: A Jóia da Coroa do Império Português(《安哥拉的非殖民化:葡萄牙帝国皇冠上的明珠》)、Questionar Abril(《质询四月》)、Angola: Do Alvor a Lusaka(《安哥拉:从阿尔沃到卢萨卡》)以及Manual de Geopolítica e Geoestratégia(《地缘政治与地缘战略手册》)等书。2017年,八十五岁的他以优异成绩并获嘉许,取得科英布拉大学博士学位。

瓦斯科·洛伦索,里斯本,1990年12月10–11日
瓦斯科·洛伦索,里斯本,1990年12月10–11日 ▸

瓦斯科·洛伦索是一位非凡的人物。1990年12月10日和11日,星期一和星期二,保罗·曼努埃尔在四二五协会总部与他相处了两天中的部分时间;该协会由洛伦索于1982年参与创立并长期领导,致力于保存那一天的历史。他热情地接待了保罗·曼努埃尔,投入、坦率,提供了大量信息,并帮助打开了促成其他访谈的大门。访谈结束后,他在去接孩子的路上,开车把保罗·曼努埃尔送到了地铁站。

他1942年6月19日生于布兰科堡附近的洛萨,父母是小店主。他是步兵军官,1969年至1971年曾在几内亚服役。他是上尉运动的组织者之一,并协调了1973年9月9日在阿尔卡索瓦斯举行的第一次会议;因为这一角色,政权于1974年3月15日将他强行调往蓬塔德尔加达,所以4月25日那天他身在亚速尔群岛。

此后,他先后进入武装部队运动政治委员会、国务委员会(自1974年7月起)、二十人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,在革命委员会任职从1975年3月直至其1982年解散,他也是《九人文件》的签署者之一。1975年秋,他被任命为里斯本军区司令,协调了由拉马略·埃亚内斯执行的11月25日军事应对行动的筹划工作;1976年8月,他出任里斯本军事总督。1988年转入预备役。

多年以后,保罗·曼努埃尔筹备那本书时,洛伦索同意再次以书面形式回答他的问题,因为最初的访谈从未整理成文字。

维托尔·阿尔维斯,里斯本,1991年2月13日
维托尔·阿尔维斯,里斯本,1991年2月13日 ▸

1991年2月13日星期三下午,保罗·曼努埃尔在维托尔·阿尔维斯位于里斯本的办公室会见了他。那是里斯本一个寒冷的冬日,阿尔维斯以温暖亲切的微笑迎接他。他的办公室俯瞰里斯本老城一个喧闹的广场,颇有老教授书房的味道,各种书籍和文件随处散放,十分舒适。

阿尔维斯思维活跃,引人入胜,对每一个问题都坦率而详尽地作答;他的善良、魅力和才智一览无余。保罗·曼努埃尔那一年见过的所有人中,他是最令人敬佩的人之一。

他1935年生于马夫拉,1958年至1963年在莫桑比克服役,1963年至1966年以及1967年至1970年两度在安哥拉服役。他是上尉运动的重要人物和武装部队运动政治委员会成员,他的家曾是密谋者多次聚会的地点。4月25日之后,他担任不管部部长和武装部队运动发言人,后来出任教育部长,此后又担任拉马略·埃亚内斯总统的顾问。

他在军官同僚中坚持温和路线,这是西欧社会民主框架在葡萄牙得以推进的关键因素;他也是《九人文件》的签署者之一。2011年1月9日在里斯本去世。

维托尔·克雷斯波,里斯本,1991年2月13日
维托尔·克雷斯波,里斯本,1991年2月13日 ▸

1991年2月13日星期三,保罗·曼努埃尔会见了维托尔·克雷斯波。谈话刚开始,克雷斯波就问他的家族来自哪里;保罗·曼努埃尔告诉他是沙尔蒂尼奥和马塔杜雷,他顿时眉开眼笑。他说,他的ama(奶妈)就是马塔杜雷人;也许保罗·曼努埃尔认识她,也许她还是他的表亲。保罗·曼努埃尔告诉他,那里的人彼此都是表亲。

随后的访谈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。克雷斯波慷慨而热情,才思敏捷,待人真诚有礼。武装部队运动(MFA)早期的一些会议就是在他位于波尔图德莫斯的家中举行的;与他对坐,保罗·曼努埃尔立刻明白,他的个人魅力与善良如何为政变的筹划提供了助力——他是其他军官可以信赖的人。

访谈结束、录音机关上之后,克雷斯波问他是否想多了解一些自己的葡萄牙根源。他领着保罗·曼努埃尔登上一段又一段楼梯,穿过一道安检,进入海军中央图书馆(Biblioteca Central da Marinha)一间恒温的古籍手稿室。他从一个金属书架上取下一卷看似无穷无尽的卷轴,递给他,问他怎么看。

那是瓦斯科·达伽马1498年远航印度的个人日记中的几页。克雷斯波指着其中一页顶端的一块污渍说,那是达伽马自己的杯子留下的,并把那一页举到灯光下,让保罗·曼努埃尔看清楚。访谈谈的是1974年的革命,而这次拜访却在十五世纪结束。

科斯塔·内维斯,里斯本,1991年2月14日
科斯塔·内维斯,里斯本,1991年2月14日 ▸

1991年2月14日星期四,保罗·曼努埃尔在若泽·曼努埃尔·达科斯塔·内维斯(人们简称他科斯塔·内维斯)位于里斯本的办公室会见了他。他沉静而谦和,是一位严肃审慎的思考者,听得多、说得少,回答朴实无华,充满有用的见解。

他1940年10月生于卡尔达斯达赖尼亚,是航空工程师、空军少校。作为上尉运动成员,他在1974年4月25日带队占领了葡萄牙广播俱乐部电台(Rádio Clube Português)。那天凌晨3点32分,他的小组——来自第5轻步兵营(Batalhão de Caçadores 5),成员包括坎波斯·莫拉少校和桑托斯·科埃略上尉——进入电台,未遇任何抵抗便将其控制;桑托斯·科埃略用暗语“México ocupado sem incidentes”(“墨西哥已占领,无事故”)向蓬蒂尼亚指挥所报告,此后电台便成了运动的喉舌。

原本预定由科斯塔·内维斯亲自宣读武装部队运动的公报,但当值播音员若阿金·富尔塔多得知正在发生的事情后,主动请缨,于4点26分宣读了由维托尔·阿尔维斯起草的第一份公报。

1975年3月革命委员会成立时,科斯塔·内维斯被任命为委员,他也是《九人文件》的签署者之一。2024年4月,在革命五十周年之际,空军在辛特拉的航空博物馆(Museu do Ar)举办展览,把他列为空军自己的四月上尉之一加以表彰。

拉马略·埃亚内斯,里斯本,1991年2月14日
拉马略·埃亚内斯,里斯本,1991年2月14日 ▸

1991年2月14日星期四,保罗·曼努埃尔在拉马略·埃亚内斯位于里斯本共和国大道(Avenida da República)旁、靠近萨尔达尼亚的办公室会见了他。那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访谈。埃亚内斯是一位领袖,非常令人尊敬,也非常有风度,有些疏离却有问必答,而且显得疲惫。他们一起度过的一个半小时里,他的秘书不停地给他送来bicas(浓缩咖啡);他大约喝了六杯。

埃亚内斯1935年生于布兰科堡附近的阿尔凯恩斯,经历过殖民战争,1974年4月25日时身在安哥拉;回到里斯本后,他于1974年10月至1975年3月主持公共电视台RTP。正是埃亚内斯指挥了1975年11月25日的军事行动,结束了革命最激进的阶段,并于当年12月出任陆军参谋长。

他于1976年6月当选总统,1980年12月连任,任职至1986年3月,并主持革命委员会直至其1982年被撤销。此后,他于1986年至1987年领导Partido Renovador Democrático(民主革新党);接受访谈时,他是代表里斯本的Assembleia da República(共和国议会)议员。后来他谢绝了元帅的荣誉军衔。

加西亚·多斯桑托斯,里斯本,1991年2月15日
加西亚·多斯桑托斯,里斯本,1991年2月15日 ▸

1991年2月15日星期五,保罗·曼努埃尔在阿马德乌·加西亚·多斯桑托斯位于里斯本的公寓会见了他。他说话带着指挥官沉稳的威严,言谈之间既显出领导才能,也显出真正的正直;他对每个问题都回答得一丝不苟。

1974年,他在军事学院任教,费舍尔·洛佩斯·皮雷斯请他负责计划于4月25日实施的行动的军事通信;此后,他作为领导推翻政权的六名军官之一,参与了这一行动的筹划和实施。

后来,他在均由瓦斯科·贡萨尔维斯领导的第二、第三和第四届临时政府中担任公共工程国务秘书,随后出任拉马略·埃亚内斯总统的军事办公室主任。1982年至1983年任陆军参谋长,后来主持全国公路管理局(Junta Autónoma de Estradas),在揭发腐败案件后离任。2025年7月4日在家中去世,享年八十九岁。

埃内斯托·梅洛·安图内斯
埃内斯托·梅洛·安图内斯,从巴黎电话访谈,1991年3月26日 ▸

1991年3月,保罗·曼努埃尔从科英布拉乘火车前往柏林参加一次富布赖特会议,单程约两天,往返途中都在巴黎住了一夜;在巴黎期间,他在巴黎政治学院(Institut d’Études Politiques)图书馆研究这场革命,十年前他曾在那里求学。

四二五文献中心(Centro de Documentação 25 de Abril)的纳特西娅·科英布拉给了他埃内斯托·梅洛·安图内斯的电话号码,并确认他可以联系对方,于是两人约定在梅洛·安图内斯位于巴黎郊外的家中见面。1982年革命委员会解散、本人转入预备役之后,梅洛·安图内斯退出葡萄牙政坛,去巴黎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,先任顾问,后任副总干事。

最终两人没有见面,而是在1991年3月26日星期二通了大约一个小时的电话。梅洛·安图内斯谦和而坦诚。他谈到自己如何努力有所作为,引导革命走向其民主的承诺,避免滑向暴力或内战;在他看来,革命始终是要把权力交还给人民,这是一种通过选举来表达的民主权力。

他称维托尔·阿尔维斯对自己的思想影响很大,并建议保罗·曼努埃尔去采访他。得知已经采访过之后,梅洛·安图内斯说,那他就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。他谦逊,慷慨地付出时间,毫无自命不凡之态。

埃内斯托·奥古斯托·德梅洛·安图内斯1933年10月2日生于里斯本,是炮兵军官,曾三次在安哥拉服役。他加入上尉运动较晚,直到1974年才第一次参加会议,但很快成为运动最重要的政治头脑,也是《武装部队运动纲领》的起草者之一。4月25日之后,他先后担任不管部部长和外交部长。他是1975年8月《九人文件》的主要起草人,这份文件使革命转向温和。1976年至1982年,他主持革命委员会宪法委员会。1999年8月10日在辛特拉去世。由玛丽亚·伊纳西娅·雷佐拉撰写的他的政治传记于2012年出版。

马克斯·儒尼奥尔
马克斯·儒尼奥尔,里斯本,1991年4月26日 ▸

一天清晨,保罗·曼努埃尔在共和国议会会见了马克斯·儒尼奥尔。他被领进大楼时,楼里空无一人;他在一间安静的办公室里找到了马克斯·儒尼奥尔,屋里只亮着几盏灯。

他们是经保罗·曼努埃尔的朋友艾达·莫雷拉·达席尔瓦(迪迪)的父亲介绍认识的;迪迪是他在波尔图德莫斯结识的朋友,如今是科英布拉理工学院的化学教授;她的父亲是里奥马约尔人,曾任国会议员。马克斯·儒尼奥尔对保罗·曼努埃尔说了些亲切的话,问他是怎么认识迪迪父亲的,也问起他的家人。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谨慎、从容而庄重。

安东尼奥·阿尔维斯·马克斯·儒尼奥尔生于1946年,1974年4月25日时是上尉运动中一名27岁的陆军军官,随后成为革命委员会最年轻的委员,任职直至该委员会1982年解散。接受访谈时,他自1985年起担任议员,最初代表Partido Renovador Democrático(民主革新党)当选,1991年10月的选举中则列入社会党名单当选;他作为社会党议员任职至2011年,晚年担任监督葡萄牙情报机构的委员会主席。

被问到作为革命委员会最年轻的委员是什么感受、自己为委员会带来了什么,他说那是他一生的荣幸。他从武装部队运动的兄弟们身上学到了很多。他说,他信奉社会正义,但不信奉极权主义,也不赞成不惜任何代价由武装部队运动掌控一切;革命是为了民主。2012年12月31日在里斯本去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