萨乌达德与祖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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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若阿金·曼努埃尔在瓦尔韦德的煤矿干了七年之后,于1919年离开沙尔蒂尼奥前往美国,此后每年都回葡萄牙住上几个月。他热爱fado[法朵]、家人和朋友,帮助村里许多人来到美国。他被称为罗得岛州克兰斯顿的“葡萄牙市长”,从1930年代直到1984年去世,他在波士顿码头迎接新来的人,为他们找工作、照顾他们。在他的葬礼上,送葬的车队绵延数英里,五十多年来他帮助在美国安家的那些家庭都来表达对他的敬佩、尊重和感激。

他的祖父

老若阿金·曼努埃尔

老若阿金·曼努埃尔忠诚、可靠、慈爱,沉思而内省,也十分开朗。他为来到美国并在那里养育家庭而自豪,但他从未真正离开葡萄牙,每年都回去住上几个月。他酷爱fado,尤其是阿马利娅·罗德里格斯的歌声。他和保罗·曼努埃尔的祖母玛丽亚·罗莎·多斯桑托斯·曼努埃尔,在孙子长成青年时送给他一本卡蒙斯的Os Lusíadas,让他从中读到对葡萄牙的爱,以及关于命运与天意的思考。这些道理,他更多是用生活而非言语来传授的。他十二岁便开始工作,在瓦尔韦尔德的煤矿里。

瓦尔韦德的煤矿

1912–1919

从1912年到1919年,从十二岁到十九岁,他在阿尔卡内德和门迪加之间的瓦尔韦德煤矿做工,身边是童年好友若阿金·马丁斯,也就是安娜·玛丽亚·马丁斯的祖父。在井下,他们每天都提心吊胆。他向孙子讲起矿工们用来预警毒气的金丝雀,讲起在一个没有工作的村庄里那种看不到未来的日子。这份共同的恐惧,让两个家庭结下了延续四代的友谊。1919年,他前往美国开始新的生活,把母亲留在了身后。

瓦尔韦德和卡贝苏杜韦亚杜煤矿以北、瓦莱格朗德的一座木制钻塔,约1937–41年
瓦尔韦德和卡贝苏杜韦亚杜煤矿以北的瓦莱格朗德钻探现场,约1937–41年。摄影者不详。LNEG历史档案馆,转载自J. M. Brandão、P. M. Callapez,《Minas de ‘carvão de pedra’ de Valverde e Cabeço do Veado》(SEDPGYM,2015)
卡贝苏杜韦亚杜煤矿特许区平面图,门迪加教区,1875年2月5日
卡贝苏杜韦亚杜煤矿特许区平面图,门迪加教区,1875年2月5日。能源与地质总局历史档案馆,转载自Brandão、Callapez(2015)

在圣佩德罗煤矿井下,这座煤矿就在波尔图德莫什城外,2025年12月。这并不是他祖父做工的那座矿,但建造和开采方式相同,可以让人体会瓦尔韦德的矿场是什么样子。保罗·曼努埃尔和女儿罗莎·卡特琳娜·曼努埃尔在一次短暂探访中某天傍晚下了矿,觉得十分可怕。

与祖父共度的日子

沙尔蒂尼奥,1979年9月

Saudade既包含悲伤,也包含喜悦,而那些年里有许多喜悦:和祖父一起坐船钓鱼,船里进水时一起往外舀水;还有走过他年轻时的地方,一直走到瓦尔韦德的矿场。

抵达里斯本

其中一次是在1979年夏末,当时保罗·曼努埃尔正要前往巴黎政治学院(Sciences Po)学习一年。8月31日星期五,他的父母、兄弟、大学室友、祖父和意大利外祖父在波士顿洛根机场为他送行,他乘坐葡萄牙航空的航班飞往里斯本,中途经停亚速尔群岛。第二天,9月1日星期六,他落地时看到祖父和若泽·纳西索及其女儿安娜·玛丽亚在等他。他们驱车前往波尔图德莫什,在镇上一家好餐馆结束了这一天。

在富朗咖啡馆

星期天他和安娜·玛丽亚一起度过,下午去了瓦尔韦德,到弗朗塞利娜·迪亚斯姨婆家里;她是祖母玛丽亚·罗莎的姐妹,他和祖父就住在那里。9月3日星期一,祖父开车带他转遍了沙尔蒂尼奥和周围的村庄,在为母亲扫墓、吃过午饭之后,又把孙子带进村里,来到广场上的小酒馆——富朗咖啡馆。

那是一间满是灰尘的屋子,一扇门朝着广场,两扇窗户,一个酒保,两三个男人一边抽烟一边聊天。祖父要了一瓶红色餐酒,带着泥土气息,毫不讲究,然后给孙子讲了一个故事。直到多年以后,保罗·曼努埃尔才明白,祖父是在教他什么是saudade。

沙尔蒂尼奥的圣安东尼奥广场,富朗咖啡馆所在地,2024年5月
圣安东尼奥广场,富朗咖啡馆所在地,2024年5月。图片:谷歌街景
富朗咖啡馆吧台上的Sagres和Bohemia啤酒瓶,沙尔蒂尼奥
富朗咖啡馆内部,2018年2月。摄影:Ketchup Lopes
沙尔蒂尼奥音乐娱乐协会(Sociedade Musical e Recreativa do Xartinho),村广场上一座蓝色门窗的白色建筑
广场对面是成立于1944年的沙尔蒂尼奥音乐娱乐协会。摄影:鲁伊·帕特里西奥,2018年12月

“孩子,我想跟你讲讲我的母亲。我带你来到了她的Campo Santo。你明白,儿子爱母亲,就像你爱你的母亲一样。她是一个儿子能有的最好的母亲。她照顾我和我弟弟,对我父亲来说是个了不起的妻子,我们母子之间亲密无间。我什么都跟她说。她知道我每天下到那个煤矿里有多沮丧、多痛苦;我晚上回到家,总有一碗caldo verde在等着我,她一定要我好好休息,第二天好早起。

“可是过着那样的日子,我看出自己没有机会受教育,没有前途,没有志业。我父亲的兄弟若泽·曼努埃尔·杜阿尔特去过费城。英语对他来说是道坎,所以他回了葡萄牙,后来带着家人去了说葡萄牙语的巴西。但他给我讲了美国这个奇迹,说年轻人应该属于那里,而不是这个正在衰败的村子。我告诉母亲我得去试一试,她沉默了好一阵,说:‘我会非常想你的。好好想想。’于是我想了几年,一边攒船费。快满十九岁时,我对她说:‘我要去美国了。我会尽量常回来。’

“她的反应至今萦绕在我心头。我沿着街往下走,去通往里斯本的大路上赶车,听见她哭喊着我的名字:‘Filho, filho, fica, fica!’儿啊,儿啊,留下。我只能含着泪把这些抛在脑后,上了车。

“大约一个月后,我到了新贝德福德,不会说英语,睡在人行道上,打零工,直到一位葡萄牙商人让我在他的店里干活。后来我辗转到了罗得岛,开了自己的店,叫Jack’s Bar。我一生的挚爱玛丽亚·罗莎不久也和她父亲一家来了,1922年我们在新贝德福德结了婚。

“我每年都设法回来。当传来她去世的消息时,我寄钱回来,让她得到体面的安葬。我们家里从来没人负担得起像样的葬礼,可她得到了。

“孩子,我跟你讲这些,是想让你明白我们家的爱有多深,我母亲对我的爱,以及她对你的爱。你去Campo Santo的时候,为她祈祷,为家人祈祷,也永远要为我们所拥有的爱献上感恩的祷告。这份爱只能来自天主本身。要永远尊重那个地方。要永远敬重它。”

前往巴黎

当晚,若泽·纳西索和安娜·玛丽亚到瓦尔韦德接他,把他带回波尔图德莫什,再从那里送到里斯本。9月4日星期二,他登上开往巴黎的夜车,下车后从车站乘公交车前往让-诺埃尔和贝阿特丽斯·马埃斯特拉吉家。他们是达拉波尔塔家的亲戚;1976年他在马赛的普罗旺斯学校(École de Provence)读书时,寄宿的正是达拉波尔塔家。他们帮他安顿下来,直到他找到公寓,开始在巴黎政治学院学习。祖父于1984年去世。保罗·曼努埃尔照祖父的嘱咐去做了,至今仍在这样做。

弗朗塞利娜姨婆与他的祖父老若阿金·曼努埃尔,1979年9月
弗朗塞利娜姨婆与他的祖父老若阿金·曼努埃尔,1979年9月